“呼吁重回以作文為中心的語文考試”

? ? ? ? ? ??這是少年商學院微信（ID：youthMBA）的分享文章，作者鄭也夫為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，原文刊發(fā)于南方周末。我們已與之聯(lián)系授權。? ?

? ? ? ? ? ??據(jù)保守的估計，語文考試，50%以上考的是“偽語文”“偽能力”。

? ? ? ? ? ??我只為語文考核中的兩種方式辯護：作文和閱讀。建議作文的分數(shù)占總分70%，閱讀占30%。

? ? ? ? ? ??考試是為了評價和篩選。但考試也不可避免地成為后學們的指揮棒和杠桿。這些年來語文高考方式的一大變化是作文在語文考試中的比重下降，標準化問答題的比重上升。借助歷史的眼光，更可洞悉變化之巨大。孫紹振說：

? ? ? ? ? ??我國1400年左右的考試史，其中，長達1300年的科舉考試是作文分占100%的。從民國開始，到1949年，近40年中，作文分占100%，是屢見不鮮的；知識、閱讀題型間或有一些，只是某種點綴（如古典詩文的標點和翻譯，古典文獻名稱的解釋），從來就沒影響作文分占壓倒優(yōu)勢。1952年開始統(tǒng)一高考以后，分比仍然沒有多大改變。上世紀五六十年代，作文分值占70%-80%（折合成今天的分值應該是105-120分）。例如1955年和1956年作文分占80%，1957年作文分占100%。1977年福建省高考語文，作文也是100%。這不是偶然的，因為它符合語文課的特殊規(guī)律。（錢理群，孫紹振，2005，75）

? ? ? ? ? ??以后發(fā)生了極大的逆轉。

? ? ? ? ? ??2004年《語文考試大綱》規(guī)定：語言知識和語言表達9題，30分；文學常識和名句名篇1題，4分；古代詩文閱讀6題，26分，現(xiàn)代文8題，30分；寫作1題，60分。……以知識性和被動性的理解為主的共90分，占總分的60%。……作文只占總分的40%。（錢理群，孫紹振，2005，73）

? ? ? ? ? ??這一轉折始于1980年代。我們猜想其中的原因是合二而一的。首先，主考方畏懼作文閱卷的非客觀性。第二，正當此時，托?？荚囘M入中國，給了國人一大沖擊——語文考試也能這樣進行。但是我們忽視了其中重要的一點。美國國內SAT的語文考試中仍有作文，而托福考試是為外國學生預備的，是低水平的檢驗，未必適合母語水平的考核。這或許是決策的重要誘發(fā)，但以后我們語文考試題中若干題型的荒誕和弱智，是怪不上托福的。托福不過是給了我們客觀性和標準化的啟示，托福的題型遠沒有我們語文高考題型那樣的荒誕。我們的若干試題測試的是“偽能力”，答對了什么也不說明。

? ? ? ? ? ??有一道題是關于朱自清先生的《梅雨潭的綠》的，題目要求考生指出作者的觀察點。許多考生都選擇了梅雨潭，但是非常不幸的是，正確的答案是“梅雨潭邊”。（錢理群，孫紹振，2005，37-38）

? ? ? ? ? ??我的質疑要比孫紹振先生更不客氣。且不要說“梅雨潭”錯、“梅雨潭邊”對是荒誕的。問作者的觀察點本身就是毫無意義的。你找來朱自清，他也全然沒有想過什么“觀察點”，這不是刑偵學的考試啊。

? ? ? ? ? ??一位作家說：

? ? ? ? ? ??有一次，在一本中學語文教學參考書上，偶然發(fā)現(xiàn)自己的一篇文章被選用來作為“現(xiàn)代文閱讀材料”。一開始他還感到十分榮幸，后來發(fā)現(xiàn)文章后面出了10道“閱讀題”，諸如劃出了原文中的一句話，詢問“作者本意是什么”，下面列有四個備選的答案。他嘗試著做了一遍，題目的難度遠遠超過了他的想象。他寫文章的時候也沒有耗費這么多的智力和精神。好容易答完了題目，對照后面的標準答案，不由得倒吸一口涼氣：結果10道題都做錯了。他嘆道：那位出題的語文老師比作為作者的他更了解“作者的本意”。（潘新和，2009，40）

? ? ? ? ? ??孫紹振還介紹：據(jù)說前幾年把高考語文試卷拿給全國著名的語文教學權威去做，也只能拿到可憐巴巴的七十多分。（錢理群，孫紹振，2005，73）

? ? ? ? ? ??朱自清和上述作家的例子好像不應該當作批判“標準化試題”的典型例證，它們似乎不是正常的，而是反常的標準化題目。但這兩個荒誕的題目給了我們很大的思考空間。這樣的題目一問世，本該是一個轟動的事件，導致考生與家長的抗議。但是過后什么也沒發(fā)生。說明什么？很可能是考生們欣然接受這一試題和判卷，因為他們之前復習過近似的題目乃至標準答案，所以沒脾氣。

? ? ? ? ? ??那么出題者為什么能出這樣荒誕的題目呢？筆者的猜想，很可能是因為“正常的”標準化試題很難在分數(shù)上拉開差距。而如果考生們的分數(shù)拉不開距離，將是出題者的直接失敗，將影響錄取，那是無法承受的責任。強行拉開差距導致了荒誕題目的出現(xiàn)，這是筆者的解讀。當然即使如此我還是不能理解，為什么這種荒誕的題目沒有引發(fā)社會上的大爭論。我同意潘新和對語文試題的判斷：

? ? ? ? ? ??據(jù)保守的估計，語文考試，50%以上考的是“偽語文”“偽能力”。（潘新和，2009，40）

? ? ? ? ? ??反省三十年的語文考試，得到的第一個認識是，標準化試題在語文考試占據(jù)的重頭應該讓位給作文了。我認為，可以考慮作文的分數(shù)占語文考試總分數(shù)的70%-80%，但不是100%。潘新和引用做過語文教師的韓仁均（韓寒之父）的話：

? ? ? ? ? ??韓寒不止一次地講過，語文里面，除了作文好，還有什么能代表語文好？我很贊成他這種觀點。的確，沒有比文章更好的一種形式能包容語文的十八般武藝了?！械恼Z文知識，只有當你在作文時能十分自然而且恰到好處地運用時，那么才是你自己的“知識”了。不會運用知識，你學得再多，最終也不是你的知識，而且考試過后你會忘得一干二凈。（潘新和，2009，284）

? ? ? ? ? ??這話有相當?shù)牡览怼?span style="color: #008080;">首先，作文好說明語文好是沒問題的。其次，脫離于講話和作文的語文知識是沒有意義的，除非對少數(shù)語法專家；如果不是考試的杠桿作用，教學中會不會講授這么多語文知識是存疑的。我認為，現(xiàn)存的考試題型中的大多數(shù)項目可以全部取締。拼音、解詞、“作者的觀察點”、“作者的本意”，統(tǒng)統(tǒng)沒有必要。

? ? ? ? ? ??我沒看到韓仁均發(fā)表此一觀點的語境，但我以為，這一觀點不可以全然支配語文考試。因為考生中有語文好的，還有中游的、下游的，考試必須將他們統(tǒng)統(tǒng)地、有理有據(jù)地區(qū)分開來。潘新和說：

? ? ? ? ? ??只是基于試卷的“區(qū)分度”和“保衛(wèi)母語教育”的需要——“區(qū)分”的只是“中等程度”的考生，他們也許單靠作文難以區(qū)分，所以用相對容易的客觀題來區(qū)分，看他們努力的程度，是否讀書了，記誦得怎樣。這區(qū)分的也只是學習態(tài)度，不是真正的素養(yǎng)信度。對于優(yōu)生來說，作文水平已經足以說明問題了。（潘新和，2009，100）

? ? ? ? ? ??我以為，當學生能很好地用母語來表達時，便不存在“保衛(wèi)母語教育”的問題，但區(qū)分是要緊的?？创荚趨^(qū)分中等以下程度的學生的考試，我沒有潘新和那樣消極。我只為語文考核中的兩種方式辯護：作文和閱讀。建議作文的分數(shù)占總分70%，閱讀占30%。閱讀能力對所有的社會成員來說都是重要的，且閱讀能力有高下之分。理解是否準確，閱讀是否迅速，是否閱讀迅速且理解準確，應該成為重要的考量手段。與閱讀試題配套的是標準答案，檢查的就是你對文章的理解對不對。準確理解似乎不難，問題是要在速讀中完成。

? ? ? ? ? ??試題中既有現(xiàn)代文，也有古文，這邏輯依然不是為了考死知識，閱讀古文的能力是中國人語文能力的組織部分?？己碎喿x能力的“指揮棒效益”應該是不壞的，快而準的閱讀確實是能力，不同于語文知識，更不屬“偽能力”。

? ? ? ? ? ??走過三十年的彎路后，重回以作文為中心的語文考試正在贏得越來越多人的共識。但在回歸之前，必須對困難有足夠的準備。這是博弈，是前所未有的博弈。說前所未有，在于考生與其老師會挖空心思地想對策，更在于考生的數(shù)量是古代科舉無法比擬的。

? ? ? ? ? ??對主考方，作文考試有兩個難點。其一在出題。輔導教師一定會押題，還會讓學生們準備若干段子，到時候玩“搭積木”，即根據(jù)命題，將幾個準備好的段子組合起來。出題要盡可能使得押題和搭積木難以得逞?？梢钥紤]寫兩或三篇小文章，取代一篇的制度安排。

? ? ? ? ? ??其二在閱卷。古代的科舉為我們積累了豐富的經驗。但今昔的一個本質不同是規(guī)模?？婆e的小規(guī)模，可以保證閱卷人的水準。八股文的設計也方便閱卷人去判定考生的水平。

? ? ? ? ? ??我認為，每份作文試卷至少要由兩個閱卷人獨立閱卷和打分，兩個分數(shù)相差不大，最終的分數(shù)是二者的平均；若兩個分數(shù)差距超過規(guī)定，上交閱卷小組，由資深教師重新審讀和打分。由于這是一場博弈，出題與閱卷不僅要做出精心的制度設計，且須每年在分析、研究、評估考試的基礎上做出微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