日本教育為何不敢“減負”了？

整理丨搜狐智見

日本“寬松教育”三十年

上世紀60年代，日本經(jīng)濟高速增長。作為一個人口稠密、民眾普遍重視學歷的東方國家，日本幾乎所有家庭都希望多出來的錢可以資助孩子上大學，于是，上大學的考試競爭變得異常激烈。

大學入學考試的激烈競爭，又傳導到整個基礎教育，導致基礎教育非常應試化，產(chǎn)生了包括“填鴨式教育”、“考試地獄”等一系列說法，這和中國很多家庭目前正在經(jīng)歷的情況有些類似。

所以，就有一些有識之士提出，我們已經(jīng)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就，而且這些成功大多是白手起家的成功，而不是擠過高考獨木橋后獲得的成功，生活條件大幅改善了，為什么我們的孩子要吃這個苦呢？我們建設成就，不一定要從這條路才能取得吧？

然后，產(chǎn)生了一系列的討論。在民眾壓力下，政府推出了一系列“寬松教育”的政策，30年間，日本中央和各地教育主管部門實施了一系列措施。

首先，是把公立學校每周的上課時間、課程標準、課程大綱都降下來（縮減課本），例如將小學至高中的總課時從5821課時減少至5785課時，《中學指導要領》的冊頁從261頁減少至123頁，公立中小學每周上課5天（原本6天）。

其次，公立學校去重點化，不允許擇校，具體來看是將學校集群化，學生只能進入某一個學校群，具體進哪一個學校，只能通過抽簽的方式隨機入學。

這些教育理念是不錯的，就是希望孩子能夠寬裕地、充實地成長，不要被考試的壓力磨滅了天性。但是，這些直接減負的政策手段根本沒有達到減負的效果，還產(chǎn)生了系列副作用。

越減負，負擔越重的怪圈

首先，雖然出臺了一系列的減輕學生負擔的政策，但是考試競爭壓力并沒有因此而降下來。

通過日本的人口數(shù)據(jù)，我們可以發(fā)現(xiàn)，1992年，日本18歲人口達到戰(zhàn)后第二次嬰兒潮高峰，之后，直至2014年的22年間，18歲人口從205萬減少至118萬，降幅達42%。

這段時間，考試競爭壓力逐漸降低，但是在1976年至1990年（“寬松教育”政策的頭15年），人口數(shù)沒有降下來的情況下，大學的擴招也沒有跟上，高等教育錄取率不斷降低，考試競爭變得更激烈而不是更輕松了。

（日本高等教育錄取率、家庭經(jīng)濟數(shù)據(jù)、18歲人口和教育政策變遷，該圖表由陸一提供）

在這樣的競爭壓力下，有進取心的家長和家庭，幾乎都是轉向私立學校、民辦教育機構，有些學生平時就上私立學校，課外還要去補習機構，去增加應試的資本。在這樣的情況下，整個家庭負擔變得非常重。

與此同時，家長可能也會產(chǎn)生更大的心理壓力，因為原本公辦學校都能夠解決所有事情，給家長更多選擇空間之后，家長并不知道如何做更有益，所以會產(chǎn)生過度補習等一系列問題，整個日本家庭對子女教育的支出也變得非常大。

直接促使日本政府改變“寬松教育”政策的因素可能是PISA測試，日本學生原先在數(shù)學、閱讀等方面是很強的，在OECD（經(jīng)濟合作與發(fā)展組織）國家當中，一開始是領先的，但是“寬松教育”政策實施了十幾年之后，日本學生在數(shù)學、閱讀等方面的測試中排名連續(xù)下降。

于是，就有了教育評論家“全世界小學生都知道了，只有日本小孩不知道?！?、“科技立國成為泡影”等說法。

原東京大學教授苅谷剛彥在考察了很多地方中小學，做了教育社會學的調查后得出結論：寬松教育政策一方面達不到原先設定的目標，另一方面，使得家庭的文化資本、經(jīng)濟資本更多的參與進了學生的教育，使得社會流動變得更加停滯。

直到2016年，日本文部科學大臣明確表示，要去寬松化。

日本教育的去寬松化

并不是要重視應試教育

有一點是肯定的，過度應試教育是有問題的。不同國家會想辦法解決這個問題，有些國家的政策可能取得了比較好的效果，有些則在實行過程中存在一些問題。日本教育現(xiàn)在去寬松化，并不是說要做應試教育的意思，而是說，原來“寬松教育”的政策走錯了方向，達不到原來的目標，現(xiàn)在需要做出新的改變。

其實，我們看到的教育體系大多都是萬變不離其宗的，還是要進行選拔，要把學生區(qū)分出來，讓學生和學校要進行匹配。所以，我覺得，應該回歸到教育本質上來考慮這個問題。

中國人一直講因材施教。前面兩個字“因材”一定不要忘記，好的教育要通過一定科學的辦法，把“材”區(qū)分開來，然后才有可能有效地去“施教”，如果不“因材”的話，結果可能是過度教育，也可能是不足的或者是無效的教育。

（考生在東京大學查看入學考試結果，來源：視覺中國）

所以，用考試把學生區(qū)分開來這件事，是必要的，但是，我們可以用不同的方式，使得這件事變得更科學。怎么樣去衡量這些考核測量的方法呢？

好的考試制度必須考慮這三方面的問題：一是考試的科學性，制度能否真正地把人給區(qū)分開來，二是多元的區(qū)分，每個人有不同的“材性”，三，考試制度也有公平性和成本的問題。

考試導致應試教育惡化？

事實正好相反！

中國現(xiàn)在有一個很大的問題是，我們討論教育不能頭痛醫(yī)頭、腳痛醫(yī)腳，必須要有一個全局的、系統(tǒng)的視野。

在這個前提下，我非常同意我們對現(xiàn)狀的一些批評，例如應試教育惡化——這一點其實在我自己的研究中也有體現(xiàn)，上海的很多中學老師也跟我說，現(xiàn)在的情況比他們讀書的時候更惡劣。

另外，在做頂尖大學（包括清華、北大、復旦等）培養(yǎng)調查的時候，大量的各科老師都在說一個問題：他們正在為基礎教育的問題在買單，在付出更多的代價扭轉基礎教育帶來的惡果，或者說應試帶來的惡果。

這個觀點我完全同意，但問題可能在于我們開錯了藥方，而且可能是連續(xù)地開錯藥方，然后有一點慌不擇路，然后使得這個問題進一步地惡化。

我們要考慮這樣一個觀點，到底是不是考試的存在導致應試教育的惡化？是不是因為國內的課程難度設計得比國外高，而讓學生沒有學習興趣？可能事實反而是反過來的，因為不允許考試，結果應試的情況變得加重，不允許考試，就會產(chǎn)生各種各樣、五花八門的增加學生負擔的方式，取消了一些標準化的統(tǒng)一考試之后，五花八門的亂象就出現(xiàn)了。

所以，并不是課程設計過多讓學生沒有學習興趣，而是學校無法提供充分的、優(yōu)質的教育，學生和家長只能在課外像無頭蒼蠅沒有方向地去找。因為家長和學生都不是教育專家，在選擇的過程中反而做了很多無用的、甚至是負向的學習，打擊了學生的學習興趣。所以，現(xiàn)在最重要的是我們到底應該怎么樣去“開藥方”解決問題。